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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消费梳理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三季度，公司明确受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提价有5个财年，分别是2008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原材料等因素对企业影响较为明显。2014年至2017年，原材料占比营业成本分别为74.21%、73.07%和75.13%和78.76%，呈逐年上涨趋势。
这种不健康的生态是由公办学校、培训机构、民办学校、家长、地方政府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催生的。270%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赵琬微：我理解的教育“生态失衡”是多数人违规，造成明规则失效、潜规则横行，甚至本末倒置。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剧场效应”或者“破窗效应”，因为前排起立的人太多了，所以其他人也被迫跟着站起来，迫于无奈。
12月18日，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应该给出禁止华为设备的证据，以证明所谓的安全威胁，并开辟沟通渠道，以便华为可以采取改进行动。“我们不能一直被无稽之谈（underground speculation）所笼罩，如果你有证据，你就该公之于众，也许你可以不提交给大众、不提交给华为，但至少要提交给电信运营商，因为是他们在买华为的东西。”
去年可转债募资近790亿元中信建投承销金额最高《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从发行情况来看，2018年共发行68只可转债，募资金额合计789.74亿元。而2017年全年共发行41只可转债，募资金额合计948.36亿元。可见，去年在可转债发行数量上升65.85%的情况下，募资规模却下降了16.73%。2017年，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和国泰君安分别发布300亿元、100亿元和70亿元的可转债融资，而2018年融资规模最大的长江证券仅为50亿元，大额融资较少。
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先后发布，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业板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十年来始终秉承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与使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杨东平：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热衷于建设“重点学校”，搞“掐尖”式教育，客观上一直在制造学校差距。在追求升学率、排名等“教育GDP”的集体行为中，地方政府、名校、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利益集团。教育的源头治理就是要有效地维护义务教育的秩序，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解决政府缺位和错位的问题。政府不仅仅是开会发文，更关键是要令行禁止。
